申请季已落幕，拿到offer的同学在开心之余，也应该做好心理准备。国外高校的学业压力都很大，不仅要完成一系列的小组作业、论文，还有各种测试和考试。一位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的前辈，在这所学术要求出奇高的地方学成之后，感叹地说，终于活着走出了校园。他的经验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留学的学习压力之大，也揭示了追求学术的意义所在，以及留学到底为何。
和美国名校比起来，芝加哥大学的校园比较小，中心是个方形的新哥特式建筑群，被称为“方庭”（The Quarangle），我曾就读的社会学系就在方庭东南角的一座建于1929年的四层小楼里。虽然我对这座楼的记忆已经模糊了很多，但留学这段期间的艰辛与收获却历历在目。
*学霸圣殿：“娱乐已死”的地方*
芝加哥大学是美国各高校学术标准最为严苛的学校之一，官方版的校训是“益智厚生”（Crescat scientia, vita excolatur.），而民间版的校训则是“娱乐已死的地方”（Where fun comes to ie），无论是本科生、研究生还是博士生，上课时都要承受超大负荷的阅读量。
芝大的学生这样说：
我在芝大的第一年，每周的阅读量基本上保持在一千页书左右，对于母语不是英语的学生而言，刚开始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于是在芝大的最初几个月，我每天都是晚睡早起，能睡上四、五个小时就感觉很幸福。记得有一次上社会学课，课上只有十几个学生，大家围着一张圆桌坐，因为前一天晚上睡得实在太晚，我居然当着所有老师同学的面直接趴在桌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发现周围的同学都在忍着笑，而教授也是一副故作镇静的样子，顿时觉得无比尴尬。
但挑灯夜读并不是留学第一年最困难的事，更大的挑战是自信心的培养。我所在的芝大社会学一共有18位同学，其中美国学生占了三分之二，几位国际学生也大多有过在美国读书的经历，而我不但年龄最小、英语最差，对美国社会学几乎一无所知。于是，从入学第一天开始，我就一直被一种隐隐的自卑感所笼罩。我知道，自己没有选择，必须加倍努力。这种压抑的感觉直到第一次期中考试，我的组织社会学问答题得了满分后才有所缓解。
到了第一年的冬季学期，我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都已经有了明显提高，上课不那么累了，课下也开始有了些属于自己的时间。于是我迫不及待地阅读自己感兴趣的书，我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无论学校的功课多忙，每周总有一天只读那些和自己的研究兴趣直接相关的书。这个习惯让我积累良多，到春季学期，我已经开始写自己的第一篇英文论文了。
*“读万卷书”到底有多重要？*
第一次进阿伯特教授的办公室，我就被里面摆放着的几千本书震撼了。有一次我问他：“这些书你全都读过吗？”他只是平静地点点头答道：“差不多吧。”阿伯特教授的阅读范围很广，比如他虽然从没来过中国，研究的东西也和中国毫不相关，却读过两遍《红楼梦》。
对我来说，有一位真正读过万卷书的导师是件幸运的事情，更幸运的是，阿伯特教授在学术方面极为宽容，从不强迫学生接受自己的学术观点，而是给学生充分的自由去探索和研究社会学的各种可能性。另外，每次和他谈话，都能感觉到他的聪明绝顶、才华横溢，但很多学者的生存之道他并不会直接告诉我，而是让我自己在漫长而孤独的学术训练中慢慢领悟。
我的开题报告第三年学业结束时就完成了，几乎是全系学生里最早的，不过我并没有马上开始做调研，而是我感到自己在社会学训练的理论方面有重大欠缺，想自己补一补欧洲的当代社会学理论。于是，这一年里，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四个人身上：吉登斯、布迪厄、卢曼、哈贝马斯，认认真真地把这四位社会理论家的主要著作通读了一遍。
其实说到底，人一生所读的书，其中的知识十有八九是要忘掉的，而文化修养和品位的提高，却是在阅读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完成。我现在回想起来，自己的社会学品味，基本上就是在那一年逐渐定型的。
*在路上开始了解自己*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读书人的理想，而强调实证研究的社会学，则为实现这一理想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对于和我一样采用访谈、参与观察等定性研究方法收集数据材料的博士生而言，写完了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就可以有机会暂时离开学校，把自己放进“”里呆上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
读了一些书之后，2006年夏天，我背起行囊回了国，开始了对于中国法律服务市场为期一年的调查。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我就开始了在中国境内11个省份的漫长旅程。后来算了一下，那一年我一共在国内走了两万四千公里，虽然没有太多时间游山玩水，还是在火车上饱览了祖国各地的大好河山——“行万里路”的愿望，我居然真的实现了。
我离开芝加哥之前，教授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十分精辟的话：“调查不仅是一个了解你的研究对象的过程，也是一个了解你自己的过程。”
那一年全国各地跑下来，我觉得自己的确成长了很多，也越来越明白内心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在象牙塔里读书的时候，总有理想主义色彩很浓厚的想法，对自己研究的中国法律职业也有一些不切实际的价值判断，但经过了一年的调查，我不但真正理解了关于这个职业的各种实际问题，而且终于开始明白，作为一个学者，自己的研究工作到底有什么意义。
灯光，在隧道尽头****
从中回到象牙塔之后，我又花了整整两年时间才完成了博士论文。算起来，这项研究对我而言简直是一次“八年抗战”的艰辛历程。记得论文写到最后几个月的时候，我每天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死亡恐惧，生怕自己某一天出了什么事故，多年的努力就毁于一旦了。确实，把自己二十多岁的宝贵年华奉献出来认真做一项研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的，患得患失者大有人在，打退堂鼓者更是不计其数。
芝大每年开学时，阿伯特教授都要给他带的所有研究生写一封邮件，邮件的最后他总会提到，“灯光在隧道的尽头”（light at the en of the tunnel），然后告诉我们，今年又有哪几位师兄师姐博士毕业了。
这个英文里很常见的比喻，用在博士生身上实在是恰切，因为这个隧道的确很长，一不小心就会陷入一片黑暗，看不到灯光。而当日历终于翻到了我博士论文答辩的日子，我才猛然发现，自己离那多年来在眼前或隐或现的神秘灯光已经如此之近了。
按照答辩惯例，博士论文委员会的三位成员要先对论文进行讨论，而我则焦急地坐在论文室的门口，独自想象着，那扇紧闭的门后面，他们究竟在说着什么。几分钟之后，门打开了，阿伯特教授让我坐在离门最近的地方，这时他一副开玩笑的口吻说：“你知道吗？三十年前我在这里答辩的时候，我的导师让我坐在窗边，他说，万一你没通过答辩的话，可以直接从窗口跳下去。”
一个多小时之后，我如释重负地从椅子上站起来，阿伯特教授打开了事先准备好的一瓶香槟酒，四个人举杯相庆。那瓶香槟酒的瓶子，至今还保存在我家的客厅里。
就这样，我活着走出了方庭。
本文转载自管理学季刊，作者刘思达，内容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