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风险因素包括加工食品中隐藏的脂肪和糖,以及烟和酒。过量摄取此类物质会导致糖尿病、癌症、心脏病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这些疾病的致死人数达到了全球总死亡人数的一半以上。为应对这一日益突出的问题,公共政策制定者正在尝试新的方法,以规范人们的生活习惯。目前,已经制定了一种新的措施,该措施会考虑人们的实际行为方式,而非从理性角度预测人们的行为。
Alberto Alemanno专注于研究烟草方面的特定案例,他直言道:“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人类并不总是以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行事,比如说,他们会做出带来一时欢愉的决定,而罔顾长期的负面影响。”
潜移默化的推动方式
这种推动方式以行为研究发现为基础,利用了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成果,旨在温和地鼓励“潜移默化地推动”个人做出更好的决定,同时保留自身自由选择的权利。
这样一来,管理者就利用非理性因素塑造了可影响选择的情境和决策过程。例如,可以在自助餐厅通过食物的摆放,让人们选择沙拉、水果和蔬菜,而非营养价值低的食物。这种治理方式建立在“选择架构”的基础之上,目前仍在试验阶段。英国保守党所领导的政府为贯彻实施这种方法专门成立了一个政府部门,这迄今为止仍是世界上唯一的相关部门。
对抗吸烟行为
“潜移默化的推动方式”有望对抗吸烟行为。全球国家已经逐渐制定了能够普遍接受的法律法规。但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吸烟仍是导致可避免死亡的主要因素。 “潜移默化的推动方式”可以帮助解决传统控烟方法的矛盾之处:各国一方面通过扩大宣传活动和加税来鼓励公民戒烟,一方面又组织烟草的官方销售,并从烟草税中获得很大一部分政府预算资金。
谈及烟草,传统的“命令和控制”方法在限制人们对烟草产品的接触方面实属必要,例如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潜移默化的推动方式: 第一步目标就是拒绝把吸烟视为一种正常、可接受的行为,而让其成为一种准偏差行为; 第二步则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强化社会规范的变革。 在通过潜移默化的推动方式以预测的手段引导行为变化的同时,也不应放弃其他引导方式,更无需改变经济调控手段。
例如,有些国家的政府正在研究新的更激进的措施,比如,对没有标识的中性香烟包装进行标准化,禁止在烟草商(烟草商店)的货架上销售品牌产品,以此来打击烟草行业的营销行为,减少其品牌的视觉影响。但烟草产品本身仍然完全合法。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人类并不总是以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行事。
这种方法能否应用于食品和酒精产品?
当前的争议在于是否可以将“推动和打击并举”的类似方法推广到其他领域,例如对抗酗酒、营养不良和缺乏锻炼。“在食品和酒类产品领域,国家干预的合法性问题更为突出,”Alemanno说道, “烟草不像食品,不是必需品。而导致对不健康食品的监管进一步复杂化原因在于:根据科学家的说法,消费模式只是导致肥胖的因素之一,另外还有生理性、遗传性、甚至社会经济性因素。” 在西方社会,人们普遍认为个人应有自由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即使他们所做的决定存在高风险。
在论及酒精及高脂肪、高糖食物时,这一说法尤为有力,这些食物与根植于西方文化中的庆祝活动和其他社会仪式有关。就烟草而言,问题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解决的:将争议焦点从吸烟者的权利转移到二手烟受害者的权利上。
操纵人们的行为是否正确?
潜移默化的推动方式和传统干预通常会共同发挥作用,因此,很难衡量其中某种手段对特定政策的影响。“根据经验来看,消费会出现下滑情况,但你如何知道消费下滑是由潜移默化的推动方式造成的还是由增加烟草税造成的?”Alemanno问道。此外, 如果潜移默化的推动方式被人们发现,就会失去效果,因为人们不喜欢被人操纵的感觉,即使这样做是为他们好。
Alemanno还提出了“健康暴政”风险:“如果人们过度强调遵循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当错过了健身课或没有完成每日的慢跑任务时可能会感到压力倍增,此时健康生活方式带来的益处也就随之抵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