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有点好笑，在大多数国人都认为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还不适合搞民主的时代，不少中国人却相信人在智力上是平等的，所以总拿“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来给年轻人励志，以为一个人只要不是先天白痴，只要后天足够努力，就都能做伟人、做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成就一番丰功伟绩。我们总把通过一项智力测验，就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看作是非常可笑的事情。因此就有了大学扩招这种教育大跃进的怪事发生，而且还每每自以为是地津津乐道着。
早在2007年1月，当时在海南调研的国家教育部部长周济就在海南大学来了这么一个“王婆卖瓜，自卖自夸”。部长大人兴奋地表示，近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无论是在办学规模还是在教学质量上都有了更快的发展。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属于比较先进的水平。那么，周部长立论的论据是什么呢？他说，一九九八年中国高校招生规模仅为一百零八万人，二00六年达到了五百四十万人；二00六年，中国高校在校学生、科研经费分别是一九九八年的四倍和六倍；中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百分之二十一；在校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等有了更高的发展；中国高校的学科水平、社会服务水平和科研水平等有了长足进步。
新中国成立已经六十多年了，连一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都没有培养出来，中国高等教育的水平究竟如何，任何一个明白人心里都有杆称，我在这儿就不必再饶舌了，否则就有抹黑中国之嫌。
与中国这种大学大跃进的做法相比，新加坡在教育上的做法就让我们匪夷所思了，这么一个小国，至今没有普及大学教育。如果要举办一个人口学历最低的亚洲大城市排行榜的话，不算那些落后地区，仅仅以发达的现代都市而言，新加坡，这个被称为“花园城市”的发达国家，不但上榜而且肯定拿第一，因为这个国家拥有大学文凭的人数实在少得惊人。在这里，每5个中学生只有1个能进入大学继续学习，大学生占应届生人数的比例长期低于20%，2000年前大学也只有两所：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新加坡才有了第三所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但适龄新加坡学生当中仍旧只有21%能够上大学。东京、首尔、台北等大城市的大学生比例都远高于新加坡。
让一般人无法想象的是，世界上还会有政府不希望提高自己国度的大学生比例，一贯特立独行的新加坡就是如此，至少他们希望大学生比例提高得不要那么快。有一点也许可以从侧面反映这一点，除了三所公立大学外，被政府承认的私立大学只有1-2所，且规模很小。
目前，新加坡有170多所小学，150余所中学，却只有20余所初级学院(大学预科)，三所大学和五所理工学院(大专)。小学6年后，在中学读4年(成绩不佳可以继续读第5年)，然后进行分流，较少人进入初级学院，大部分人进入理工学院(大专)，成绩实在不佳的则进入工艺学院(大约相当于中国的职高)，学习实用的技能。从中小学到初级学院再到大学，这是一个明显的金字塔结构，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精英主义的人才分流制度甚至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了，最近几年虽然名义上取消了“小四分流”，但是竞争激烈的程度可想而知。
这个政策很残酷，小孩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上考场拼命了。可能一些深为中国特色而自豪的人会说了，既然竞争这么激烈，那为什么不多办几所大学？或者干脆向我们中国学习，进行教育大跃进大学来个大规模扩招呢？可是新加坡就是不这样干，这是为什么啊？
原来，新加坡承认人有不同的智商，因而有不同的潜能。他们把最好的教育资源留给那些智能高的学生；把一般的资源给一般的学生。反过来，也绝不要求所有的人在学习上都达到一个水准。比如，他们中学的外语教学，就和我们的不同，对于跟不上的学生，他们准备了一个“B”级课程，允许他们选修比较低级的内容。这种教育方法才是真正的因材施教，而在我们中国，不管学生是什么资质，一律学难度一样的课程，强迫乌龟和兔子赛跑。
新加坡承认精英是要天分的，所以，他们不鼓励每个人都做社会精英。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在新加坡社会生活的人们，人人都心平气和，没有那么多莫名其妙的怨气；而在我们中国，每个人似乎都怨气冲天，都觉得自己雄才大略却怀才不遇。基于这种认识，新加坡每年只是选拔很小比例的学生精英由政府资助出国留学，这些学生回国后，无论是进入政府机关，还是个人创业，都会获得政府的扶持。他们宁可全额资助那些精英出国留学，也全额资助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的优秀学生到新加坡留学，但是，却没有提出普及大学教育这种大而化之的口号。
其实，较少的大学对新加坡有着积极的意义，只是我们中国人情愿揣着明白装糊涂。最显著的一点就是降低了国家的教育成本。就目前的情况看，有21%的新加坡学生能够上大学，不算各类奖学金，新加坡政府补贴了将近80%的大学学费。如果有一半或者更多的人都进入大学，国家的培养费用将是天文数字，其结果很可能是学校降低在每个学生身上投入的成本，资源分散，单个学生能够分享到的师资将减少。这将违背新加坡“精英教育”的本意。
与大学少相对应的是，新加坡有技术学校，智力不够的学生可以进这些学校，学习一门技术，将来做技工。当然，在新加坡做技术工人，工资比一般白领高，这是重视技术工人、体力劳动的表现，以致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越来越多有资格念初级学院(大学预科)的中学毕业生选择报读工艺学院(大专)。新加坡教育部政务部长黄永宏在2003年的一份报告中显示，以2000年为例，共有大约3200名学生符合初级学院入学标准但选择升上工艺学院。这个数据表明，目前新加坡的工艺学院对年轻人有着一定的吸引力。和大学教育相比，工艺学院所学的知识更加实用，在找工作的时候反而更容易得到雇主的青睐。虽然工艺学院比大学差一个档次，但从所投入的时间、金钱和所得到的回报来看，其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这点值得中国学习。中国的情况，老是鄙视体力劳动，重视脑力劳动，只能逼得人人都要读大学，坐办公室，很少有人愿意主动去和工厂。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家的理想教育搞得过了头。我们虽然承认人在体力上有差别，却不愿意承认人在智力上也有差别，不管是学校还是家长，总是要求小小年纪的孩子无一例外地去树立那些高不可攀的所谓“理想”，要知道，那些能做科学家、企业家、文学家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到5%的。因此，中国的学校教育总是让一个中等或者下等资质的学生去和高等资质的学生竞争。最后实际上是害了那些学生：他们付出的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勤苦，得到的却是学习、工作跟不上的苦恼以及因为自己不成功而产生的怨天怨地的愤恨。
新加坡不提普及大学教育是非常明智的，惟其如此，才能培养出适合经济发展的人才结构来——金字塔结构的人才分流，这就可以让国家有计划地把人才分配到特定领域内。比如上世纪90年代，新加坡政府提高了各个学府中电脑系学生的人数，在二十一世纪，政府提高了与生物科学有关的院系学生人数。更重要的是，这种严格的人才分流制度，避免了为迎合市民需求而开设更多大学，结果导致大学生过剩，无法就业的情况。同时确保了大部分人有过硬的对口的本领，可以找到稳定的工作。
回过头来再看我们中国，虽然高等教育的大跃进似乎普及了大学教育，提高了国民素质，但一年毕业七八百万高学历学生，毕竟太多了，这就导致一个社会问题，这么多学生一起毕业出来，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糟糕的情况就出现了，这些高学历学生只好做那些不符合本身学历的工作，博士硕士做本科生的工作，本科生做大专生的工作，甚至有些博士直接就做了大专生职校生的工作。去年人们津津乐道的清华博士当电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样一来，大学教育究竟还有多少真正的意义呢？除了导致教育资源的浪费，高等教育大跃进对中国的发展真的是非常必要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