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8日，在特朗普政府“cie”政策颁布后不久，以哈佛和mit为首的美国高校，便决定就这一决定向法院起诉。
在这封发给全体哈佛学生、校友和在职员工的公开信中，哈佛大学校长表示：
“对于很多我们的国际学生而言，留在美国、在哈佛大学学习是他们毕生的梦想，也恰恰是这些国际学生的存在让我们整体的学习环境得到充实。我们不会袖手旁观，我们应当，也一定会为了他们站起来，去战斗。”
也恰在同一天，我也作为在读生，收到了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的邮件：他在邮件里表示哥大将会加入哈佛和mit的队列，为反对这一政策而抗争到底。不仅如此，他还号召美国国籍的师生们站出来给州议员写信，或者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帖子，为所有的国际学生应援。
那一瞬间，我的真实反应其实是：竟然这也可以？大学能起诉政府？这能赢吗？
然而，当在这之后不到一个礼拜，事件尘埃落定之时——我发现我当时想错了。
美国当地时间2020年7月14日，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法院就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就特朗普政府留学生新规提起的相关诉讼开展听证会。然而，开庭后不久，法官便宣布：
双方已然达成和解，特朗普团队将撤回之前关于留学生在美国境内上网课的限制。
02
如果你有兴趣打开哈佛大学校长办公室的官方网页，就能看到处于美国高校领军地位的哈佛，不断地在针对美国社会、乃至全球范围内热点话题积极发声。
（哈佛大学校长5月30日发表的公开信《我相信的是什么》）
“我相信，知识和思想能够改变世界，科学和医学可以战胜疾病，艺术和人文科学可以照亮文明……我希望你们能在这些困难的时期能够停下来，问问自己相信的什么。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你们能够有力量和决心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修复和完善这个不完美的世界。”
信中所体现出的理想主义精神，无不令人感到热血沸腾。而在历史上，美国这个国家的建立本身，其实也带有着非常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
一群从欧洲逃离的新教徒，来到新大陆上劳作繁衍；而他们的后代则在费城的某个小地下室里，硬生生从政治哲学理论中石破天惊地创造出了“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这就是美国的国父们和美国的理想主义。
美国总统林肯曾经说：“the best way to preict your futureis to create it.”（预测未来的最好方式是用双手创造未来。）
美国的精英阶层的确就在这样精神的指引下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不可能”。
夏天太热？没关系，那我就去发明空调！
想把人和人之间联系起来？好，我送你一个互联网。
没有未来？那也没事，我这就去创造一个。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美国人的行为在我们这些习惯了含蓄的亚洲人眼里，有时会是荒谬的、激进的、可笑的。
这并不奇怪，因为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往往只是一线之隔。它们的共通之处都是那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为了目标而坚持不懈努力的“轴劲儿”。
03
当关于抗争成功的消息铺天盖地袭来，我却突然想到了在上学期的某个瞬间：
当时教授正在讲述关于教育学和“人力资本理论”的相关话题。有研究表示：教育提高劳动力在市场上的价值，进而更好的教育也会和更多的经济收入相挂钩。
然而，当时班上立刻就有同学提出质疑：“我们交了这么多学费来哥大上学，我们毕业后的薪酬能值回上学的开销吗？”
一听这话，大家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这一“灵魂之问”是如此真情实感，我也跟着笑了起来：是啊，出国留学给我们带来的究竟是什么呢？
而我们这些留学生，对于美国的大学们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
或许有人会说：“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讲，美国的大学，尤其是它们的硕士项目，就靠招收国际生来进行创收——用硕士的学费去养活那些博士学生。”
然而真的如此吗？
到美国之后，我才深刻地感到：“iversity”（多样性）这个词究竟多么地受到人们的重视。
第一次听到“iversity”，是在我本科期间申请出国交换的时候。那时，一位在暑校认识的美国教授对我说：
“既然你想研究生的时候到美国来读书，那不妨交换就试着去欧洲的学校吧，我们美国的大学都喜欢具有iversity的学生。”
那时我还不懂教授口中的“iversity”究竟是什么意思，以及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如此受到美国大学的重视。
而真的当我到了美国，坐到教室里，看到来自世界各地五湖四海的学生，才真正稍微亲手触碰到了这个词汇。
我们的同学中，有人在中东曾经给因战乱而失去了家园的难民小孩上课，会对难民教育问题有非常独到的见解；有的同学曾经在阿根廷做摄影师，工作了六年之后决定来到哥大投身艺术教育；有的出身古巴的底层贫困家庭，一家人曾经“偷渡”来美国大陆……
这些有着“传奇背景”、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成为了我在哥大学习生活中最好的老师。跟他们的交流是有趣的，有时，不同生活经验所带来的思考，要远甚于书本和课堂所能教我的。
某天，在一门关于教育公平的课上，老师带着我们讨论关于“iversity”的问题，我记得第一个举手发言的同学是这样说的：“我觉得iversity的重要性恰恰在于它会给我们的环境里不断地注入新鲜的能量。”
她在纽约的公立校做数学老师，而纽约几乎是全美国最多样的地方。她说她所在的学校里，不同的学生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又有着过往不一样的经历，学生在这样的环境里上学，既能够帮助他们获得一些本来不属于他们的经验，也能让孩子在早期就学会交流、理解与包容。
“难道这不就是教育吗？它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沟通，是不同观念之间的碰撞和传播。”
她摊开手笑着说。
这让我想到了另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巴西，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青年。那时巴西的公立学校教育仍以精英为中心，并不能普及到广大群众。甚至有一种说法：“底层民众只需要知道如何种地，如何劳作，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劳动力就可以——他们并不需要去上学。”
青年毅然离开家乡，怀着对故土的关怀，决定走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去，到世界各处学习不同的教育制度和教育理念。
他先是在欧洲各国辗转了两年，并最终到达了美国，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
在哥大，他不仅认识了不同背景的同学，也得以在一门研讨班上遇见了当时美国著名的教育学家、哲学家约翰·杜威——
在交流与学习的过程中，他深深地被杜威“民主主义教育”的理念所吸引，并就此决定将杜威的理念移植到巴西的教育系统当中去。
而等这位青年完成学业，他不仅将杜威的教育哲学翻译成了葡萄牙语传入了祖国，还将其中“民主教育”的理念与巴西的特殊国情结合起来，创造了一套能切实在巴西落地的教育改革理论与方案。
从此以后，他成为了那个以一己之力改变巴西公立教育系统的人。
他就是巴西的公立教育之父，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为推动国际教育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anisioteixeira。
这个故事是我在纽约的哥大全球中心实习时我的美国老板告诉我的。他说：“正是这些学生告诉我们，我们所做的教育，有着改变世界的力量。”
后来我才了解到，原来约翰·杜威的学子并不只有teixeira；受到杜威思想影响的人们，也不只在巴西——
1910-1920年代，在杜威等人的带领下，哥大教育学院建立起了一个国际交流中心。来自全世界各地的4000多名学者来此求学，其中甚至还包括了陶行知、冯友兰、胡适、郭秉文等引领了中国教育体制现代化的风云人物。
至此，我才真的发现，那些关于改变世界的口号，原来并不是美国高校们的虚言。
美国这些高等学府所带来的力量，并不在于它们的世界排名，不是文章发表与科研经费，也不是飘在天上的知识和理论——更多的却是那些发生在这里的人和人之间的故事。
那是在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之间建立联结，是促进不同观念、不同经验甚至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是精神共识的构造。
而这种共同体的存在，恰恰为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莘莘学子们提供了勇于变革的精神力量。
这便是学术机构所承担起的社会责任。
04
从这个角度上理解美国高校为国际学生的战斗和发声，便不再仅仅是为了创收，也不会是美国精英和平民分裂所导致的“选票博弈”——他们更是为教育而战，为信仰而战。
我想，如果以后别人再问我：“漂洋过海、背井离乡、受尽偏见，回国还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出国留学的这一切都值得吗？”
或者：“中国没有大学了吗？干嘛非得出国读书？崇洋媚外！”
我将拥有一笑而过的坦然。
教育是以个体承载的文化交流，它所能带给我自己、我的故土，甚至整个世界的，是无法完全用金钱衡量，也不能用语言穷尽的。
那是为理想而战的不屈人格；是更包容的胸怀，与更广阔的山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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