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硅谷的年轻人有这样一个印象，要当好的工程师，就去伯克利念书，而要当老板就去斯坦福。何故如此？
对比斯坦福和麻省理工，两者在学术水平上差异不大，但是前者的学生进入工业界相对更多，而后者的学生更喜欢选择进入学术界。
斯坦福和美国东部名校的差异不仅仅是空间造成的，还和他们发展的时代有关，即存在时间上的差异。这一时间上的差异导致它们在将科研成果转换为利润时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做法。
先谈谈美国东部名校。在19世纪后期，约翰.霍普金斯和哈佛都看到了工业化的发展需要大学提供技术这一趋势，都在积极发展自然科学，并且通过科学进步努力推动社会进步。直到今天，哈佛的办学理念中依然有这样一条，就是用人文和科学的教育来改变世界，这一条比较抽象。所有这些东部的名校都没有直接说“改变世界”这件事由谁来做，历史上，这件事情是有获得了大学研究成果的公司来完成。吉尔曼和艾略特的模式基本上是这样的：大学开发技术，转让给公司，公司付给大学报酬，因此美国大学的校企合作时代研究院与那个年代。在这样的校企合作中，教授们只负责研究，企业负责挣钱，然后回馈一部分利润给大学。在19世纪后期的美国工业革命中，这种合作方式堪称完美，并且让美国东北部的经济和社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著名的ge、ibm和at&t等公司都受益于这种模式。这也是中国大学在2010年之前与工业界合作的主要模式。美国东部名校采用这种与工业界合作的模式，除了因为拿经费容易一直与大学不需要做非技术的事情，还因为当时将技术转换成产品，投资高、周期长，不适合大学来进行，因此第二步由工业街来完成合情合理。
斯坦福的腾飞，距离19世纪的美国工业革命，已经过去了将近100年，人们的视为方式也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哈佛或麻省理工的教授转让技术给公司，间接的获利不同，斯坦福大学的教授选择了撸起袖子自己干的方式，他们和学生自己创办公司，将技术直接变成利润。切莫小看这点变化，这既涉及到教授的价值观变化，也有赖于技术条件的成熟以及资本市场的完善。先说说滋味方式的变化，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很多大学的教授素以教授知识为荣，即使有个别教授愿意花时间办公司，将技术变成产品，他们的同时也未必乐意。在约翰.霍普金斯的工学院的一次董事会上，大家讨论如何将技术变成产品，有人提出是否可以给教授2年保留职位的时间，让他们全时去办公司，但是大部分董事和系主任们都认为不可行，因为如果有的教授利用了这个条件，而其他教授还一直拿政府的基金，不打算利用这个机会，那后者会觉得不公平。另外系里如果每年有2、 3个教授暂时离职，系主任们则需要更多储备10%-20%的教授，否则一些课程会开不出来，而扩大师资队伍的压力最后会转嫁到学院头上。另外，各个系之间和工业界的联系差别很大，院长也不好厚此薄彼，比如不方便给那些容易办公司的系更多的教授名额。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真正要落实起来，就牵扯到诸多利益，难以平衡。通常，校长和院长们都有足够的远见才能看清楚这种做法带来的长期好处，但也未必能在短时间内完全改变整个学校的教职人员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方式。
一个世纪以前，教授们不愿意自己动手将发明变成产品的另一个原因是，在那个年代，这么做的成本非常高，需要很多钱，而且那个时代的资本家也非常强势。因此，卖专利对科学家和发明家来讲常常是更好的选择，比如爱迪生和特斯拉都从专利上赚了很多钱。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仙童公司成立时费尔柴尔德家族依然保持着回购全部股份的权力，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做的，这也使得8个技术出身的创始人“不名一股”，导致这8个人后来陆续离职。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情况开始改变，风险投资开始在硅谷兴起，这些投资人愿意直接投资那些领先的技术，并且帮助掌握着新技术的人创办公司，而不是让新技术被现有的公司收购掉。握有技术的教授们（和他们的学生）可以崭新公司相当大的一部分股份，甚至是大头，这几大地调动了他们自己办公司的积极性。可以说如今斯坦副教授如果没有办过公司，自己都会觉得不好意思，就连斯坦福的现任校长亨尼西教授也办过公司（mips公司）。
教授们的成功也鼓励了学生们，他们甚至开始退学办公司，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风气。正式在这样的风气李，源于斯坦福的公司开始不断地在硅谷诞生。和很多大学县职教授你拿职务发明办公司不同，斯坦福不仅不限制，而且非常鼓励。虽然从理论上讲，教授们只能拿到职务专利的1/3左右，学校要拿2/3，但是在办公司是，职务专利战公司股份多少，则有专利发明任何风险投资人共同商定。事实上，斯坦福也没有打算通过专利本身赚钱，有史以来斯坦福在专利上获得的转让费和股权的收益一共是10亿美元，虽然这看起来不少，但与学校近年来每年获得的10亿美元的捐赠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因此它真正地获利方式是帮助教授和学生们成功，然后获得捐赠。今天很多大学看到了斯坦福这种宽容的做法带来的好处，便纷纷效仿斯坦福大学，鼓励学生办公司，但在鼓励教授办公司上还是非常谨慎的。
硅谷的很多公司都是由斯坦福人创办的，或者是由斯坦福教授在里面担任顾问，因此学校和工业界的联系非常紧密。这样一来，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都可以通过承接工业界的项目，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这在客观上促使斯坦福培养和锻炼了很多技术上的全才，他们从设计并实现一种产品到项目管理都得到了锻炼。硅谷很多公司都反映，单纯从技术开发角度来讲，斯坦福的毕业生未必就比伯克利和麻省理工的强，但是他们当主管的意愿特别强，无论是做技术主管还是行政主管，并且很多人逐渐成长为工业界的领袖。就连伯克利的校长也讲过这样的校花：“同学们，你们知道我们伯克利的毕业生是怎么称呼斯坦福毕业生么？我的老板。当然这种情况在出了施密特后才终止。”施密特是伯克利的杰出毕业生，他曾经担任了google的ceo，并且当时google的2个创始人（斯坦福的退学生）都是他的下属。但是，这是个案，而这位校长前面讲的确实普遍现象。久而久之，在硅谷的年轻人甚至产生了这样一个印象，要当好的工程师，就到伯克利去念书，想当老板，就去斯坦福。并非斯坦福培养的人就比伯克利更好，而是因为在硅谷的工业界，很多主管的位置都被斯坦福人把持着，他们互相提携，时间一长，斯坦福毕业生的发展空间就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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