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各地政府均逐步重视居民养老服务。城市近期因此出台新政，鼓励民间资金参与养老服务。比如北京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民间资金进入养老服务。
本来计划到2015年，北京全市养老的床位可达到12万张，因此每百名老人届时将拥有3.8张床位，但是这个数据仅为发展国家和地区的一半左右。而事实上，北京现在已出现养老床位紧张的问题。当前每百名老人仅拥有不足3张的床位，老人需要等候数年才有可能获得床位。北京市政府希望通过各种财政和金融政府来扶持民办养老机构。 上海市较早推行民办养老，因此积累了一些经验。不过，上海的养老服务也出现结构性问题。公办养老院的需求极高，而供给却少。因此，有些老年人直到过世时才等到床位。而上海的民办养老院却有大量床位无人问津。背后的原因相当复杂。一方面，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下，民众比较信任公立服务机构的服务;另一方面民办养老院也有自身的缺陷。有些老人仅需要低强度的护理，而有些则需要高强度的护理，而老人的身体状况变化较大，因此，民办养老院有一定的财务风险。民办养老院提价也会遭遇法律和政策上的障碍。此外，民办养老院还有定位不清的问题，因此也很难说服民众将有需要照顾的老人交托给养老院。
对比香港的经验，内地养老院的民营化有先天不足。我国公共部门改革有一些通病，就是没有清楚界定政府和民间机构的角色、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些财力雄厚的地方政府自己兴建大量的养老设施，直接的效果就是民办养老机构生存空间较少。因此，即使政府出台再多扶持政策，民办养老院的经营状况也会差强人意。有些财力较弱的政府鼓励民营资本介入养老，出发点却是解决政府的财政投入不足，而不是做好公益事业。 而香港的做法是，政府确保养老服务的公益性。政府有义务照顾其民众的养老事宜，养老与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一样重要，政府有专门的资金、人员来处理民众的养老服务。基于民营机构经营效率较高，政府动用公款来购买民营养老服务，同时监察养老服务的素质。
收入较低的民众进入这些民办养老机构，政府提供大量补贴。而一些收入不菲的家庭则将老人交托给服务质素高的养老机构，交托人则独自承担市场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