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以它高度的经济发展，廉洁高效的政府和优美舒适的环境赢得了世界赞誉。它是一个小国，地盘不足中国的一个县，人口不过一个中国的中等的地级市，却是中国海外公务员培训中心，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中国官员来到这里学习交流。 1978 年 11 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在与新加坡政府正式会谈以后，邓小平与李光耀单独闭门谈了 3 个小时。这以后邓对新加坡的经验赞口不绝，并对高层领导多次谈到要向新加坡学习。
新加坡的社会文明也不只是花园城市那么简单
在新加坡建国之初，城市环境和公民素质是非常恶劣的，各种不文明现象屡见不鲜。学法律出身的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深谙以法治国之道，在此之下，李光耀发起了反对随地吐痰、嚼口香糖、喂养鸽子的运动，还禁止乱扔垃圾、在公共场所吸烟和讲粗话脏话，并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以及罚款标准。
例如，其中就随地吐痰一项，法律就做出了详细的规定，随地吐痰者第一口将被罚以 1000 新币 ( 约合人民币 5000 元 ) ，第二口罚 2000 新币。在新法推行之初，执法是十分严格且毫不留情的，情节严重的人还会处以 7 天监禁，甚至在电视上露脸，或派到城市各地做义工。
行人如在人行横道两侧 50 米以内穿越马路将面对 50 新元的罚款。乱扔垃圾，初犯者会处以 1000 新元的罚款。使用洗手间后不冲水是违法的，初犯者会处以高达 150 新元的罚款 ……
懂英文的朋友也许曾听到过这样一句对新加坡的调侃 ——Singapore is a fine city. 这句话实际上是利用 fine 一词多义的双关句。表面上看起来讲 “ 新加坡是一个很好的城市 ” ，当把 fine 理解成另一层意思时，这句话就变成了 “ 新加坡是一个罚款城市 ” 。 在很多国人的眼里，一提到新加坡首先想到的就是清洁的城市环境，同时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它严厉的法律法规。
找工作时使用假文凭、酒后驾车、半夜闯红灯等，这种事在哪个国家都可能发生，在有的国家还不一定被认为是犯罪。但在新加坡，即使是这样轻微的犯罪行为，也会被罚款几千或几万新元，有的还被送进了监狱。
“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里面人人自由；法律外面没有民主，法律上面没有权威。 ” 这是新加坡人对法律的概念。新加坡的领导人认为，虽然严厉的法律会让老百姓失去部分的自由，但国家却可以因此得大利。在严厉法律的约束下，国家发展，社会和谐，每个老百姓都会从中受益。
早期的法律推行是十分有效的。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新加坡的城市环境和公民素质已经有了质的飞跃。此时的新加坡人已经不需要有法律的震慑了，因为良好的公共行为意识已经内化为基本素质。
人人有房可居，组屋制度让大学生毕业 5 年可买房
40 多年前的新加坡，曾被形容为一个 “ 大贫民窟 ” 。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当时认为，住房是老百姓最大的财产，老百姓有了房产，分享到了经济发展的好处，国家就有了稳定的基础。这是推行组屋制度的重要考虑。
组屋覆盖了新加坡 82% 的居民，其中 80% 的居民拥有组屋的所有权， 2% 的居民租住组屋，基本实现了 “ 人人有房可居 ” 。组屋有 3 个资金 “ 进水口 ” ：政府出资、银行贷款和老百姓自己出钱。购买者可以在公积金的基础上再向银行贷款。
组屋的建造享有政府的优惠贷款和补贴，价格比同类商品房低 50%—70% 。一套室内使用面积约 110 平方米的三室一厅二卫的组屋，根据楼层高低等因素，售价为 60 多万到 80 万新加坡元（ 1 美元约合 1.2 新元）。 2010 年新加坡人均国民收入为 5.7 万新元，普通居民购买组屋的经济压力并不大。有新加坡学者认为，组屋制度是一种再分配的形式，国家将房子做为公共产品提供给了每一位居民。
在新加坡，年轻人奋斗三五年买得起房子，是极为正常的事情。 2010 年才搬进新家的年轻夫妇逸仙和小岛深有体会。 “ 如果是大学毕业生，月收入两三千，不是特别挑房的话，三年左右基本上都是可以买得起的。 ” 逸仙举出自己为例： “ 我 2007 年大学毕业， 2009 年底签的购房协议，去年 5 月份就住进新家了。 ” 新加坡个人的住房开支占收入比重仅为 25% 至 28% ，这样的比率让逸仙夫妇几乎感觉不到房贷压力： “ 我们现在每个月还款 1000 新元多一点，对生活质量基本上没多大影响。 ”
一流的规划加上有效的限车措施，交通顺畅不堵车
一个城市如果不能先规划人流，再规划交通，修再多的道路也是枉然。在新加坡除了中心城区和区域性商业中心给人 “ 熙熙攘攘 ” 的感觉外，其他地方并不让人觉得 “ 拥挤 ” 。新加坡的中心城区位于新加坡河入海口，这里地处新加坡中南部，交通方便，是新加坡城市的发端处。中心城区是新加坡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中心城区以外，新加坡建了很多 “ 镇 ” ，作为区域性的商业中心。整个城市以中心城区为主体，呈星座式结构。他们用城市地铁线把主要商业中心串联起来，按照 “ 中心城区 — 区域性中心 — 副中心 — 小型中心 — 社区 ” 的布局，把整个城市分为 55 个小区进行规划和建设。不论你住在哪里，附近必有公汽站、幼儿园、银行、商店等公共设施，生活都十分方便，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
控制交通，政府还做了如下几点：一是限制私人拥有汽车的欲望。新加坡是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是，这么富有的国家，汽车拥有率却只有 10% ，是发达国家汽车拥有率最低的国家。购买汽车的人，除了要交 150% 的购置税外，还要购买汽车拥有证。汽车拥有证是公开拍卖得来的。例如，最新的价格大约是 9 万坡币（ 1 新加坡币 =5 元人民币），而且，有效期只有 10 年。这样高的价格，只有很富有的人才愿意买汽车。
二是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网络。在新加坡，地铁和公交车非常发达，为所有的人提供高效、方便和廉价的交通手段。所有路桥没有人工收费站，全部实行电子收费，大大提高整体交通的安全性、高效性和公平性。
三是提供高效和价格合理的出租车服务。新加坡路面上有 25000 辆出租车，不仅价格合理，服务态度好，而且非常方便，随叫随到。
公积金为养老打好基础，无依靠老人可衣食无忧
新加坡一般每月工资的 20 ％用做基金，另外，公司再出 13 ％（经济好是多出些，坏时少一些），用于医疗，养老和买房。用于医疗和养老的部门年存款利率大约是 4 ％。住房部分可以用来买房，医疗部分可以用来报销医疗开销或者买医疗保险。这样一个人如果 30 岁时有 1 万元基金， 63 岁退休时将有 3.6 万元。老百姓允许用这些钱进行风险低的投资，如债券，股票，投资基金。到 55 岁时可以取出来，也可以买养老金，到时候每个月就有了固定的退休金。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你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清清楚楚，很分明。有人中间到美国工作了几年，过几年发展的不好，又回来了，没关系，以前的帐户还在，接着交就可以了。很多 30 多岁的人就开始规划自己的退休了。
中央公积金制度的设计，特别强调个人对自己未来养老的责任，充分彰显了新加坡 “ 助人自助 ” 的理念。在新加坡，每个人都要靠自己养活自己，个人所能花的钱就是自己年轻时积存的公积金，而公积金的多少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工资收入。在这种机制下，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养老负责，年轻时就必须努力工作。该制度不仅比较有效地解决了新加坡的养老难题，而且对新加坡的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尽管新加坡一再宣扬自己不是福利国家，但其实新加坡还是有很完备的福利制度。在多层次的福利体系下，一个没有收入、无依无靠的新加坡老人每月可获得 330 新元现金援助，可以到政府诊所和政府医院免费看病，可以获得慈善机构和社会热心人士的资助和捐赠，可以获得租金、杂费、水电费回扣，可以获得政府增长花红等其他福利。这些援助和福利，足以使老人衣食无忧。一个住三房式组屋的贫困家庭 2008 年可得到的各种援助达 5000 新元。
设立三条医疗保障线，民众不会因贫穷而病无所医
在 1984 年前，新加坡的医疗制度承袭了英国殖民地时代的旧制，政府为民众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让人人享有健康保障。但这样一来民众的医疗需求不断膨胀，医疗领域浪费严重，政府的负担也越来越重。
为改变这种状况， 1983 年，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国家医疗计划》，开始对医疗制度进行改革。国家医疗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建立个人保健储蓄账户。从 1984 年起，每个新加坡人都必须将每月收入的 6% ～ 8% 存入个人保健储蓄账户，雇主和个人各负担一半，直至退休。这是新加坡的第一条医疗保障线。
为解决部分重病及长期慢性病人的医疗费问题， 1990 年，新加坡政府推出了健保双全计划。根据这一计划，新加坡人进行重病及长期慢性病医疗投保，保费从个人保健储蓄账户中支出，由政府指定的商业保险公司承办。目前， 90% 以上的保健储蓄账户拥有者都同时加入了健保双全计划。由于参与者众多，这样重病及长期慢性病患者就无须缴纳很多保费，减轻他们的医疗负担。这是新加坡的第二条医疗保障线。
1993 年，新加坡政府从财政盈余中拨出两亿新元作为启动资金，成立了保健基金，帮助那些没有保健储蓄、或储蓄金额不足以支付医疗费的贫困群体。每年有 20 多万人提出此项申请，批准率高达 99.6% ，也就是说，困难群体只要提出救助申请，一般都会得到批准。这是新加坡的第三条医疗保障线。
通过三条医疗保障线，新加坡织起了一张无缝的医疗保障网，民众不会因为付不起医疗费而得不到治疗，也不会因为巨额的医疗费而陷入困境。吴作栋说： “ 新加坡人不会因为贫穷而得不到医疗护理。 ”
新加坡的成功，说白了，实际上就是两条：一，政治体制上，坚定不移地走民主宪政之路；二，经济体制上，坚定不移地走市场经济之路。它的成功，靠的是新加坡人的文化，靠的是它的领导人的智慧，靠的是错误最少的体制。同样的华人，不同的文化，就会有不同的政治体制，不同的体制，又产生不同的国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