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一位56岁，退休一年后，拿到希腊本科offer的银发留学生的真实经历：
她申请上的是距离中国7600公里外的雅典大学，古希腊考古历史和文学专业，4年学制，确切地说她要在开学三个月内提交雅思6.5分成绩后，才算正式录取。为此，她正放手一搏，天天和90后的“陪读”女儿练习英语口语。
王晓西的前半生过得马不停蹄，出生在新疆建设兵团农场，以当地高考文科状元的分数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做过上海市重点中学的汉语老师，读了教育学硕士，又去新加坡当过汉语老师，回国后开过书店，还在广告传媒公司带过团队，最后从出版社离职。
她有两个孩子，大女儿90后，小儿子00后，陆续看着他们进入大学后，她的时间终于再次属于自己，她决定把留学作为后半生的起点。
在年轻人出国留学热度每况愈下的今天，中老年人正在“逆势出海”，他们对继续教育的热情高涨，这从中老年教育培训市场供不应求的状态中可以看见：
2024年武汉中老年人凌晨4点排队报名老年大学；贵州11万中老年人抢千个大学名额；杭州的中老年人甚至要摇号抢热门课程名额；上海2.5万个老年大学名额，一秒抢空。
一些外语培训机构开设“熟龄留学项目”，发布中老年留学攻略，介绍说“留学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属”，50岁以上也能通过留学“实现自我成长和职业提升”，还有机构给出了具体数字，称2023年50岁以上人群已经占游学群体的20%（2019年为3%）。
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开始有“陪读女儿”发布送53岁妈妈去法国巴黎语言学校学习的日常，称“53岁正是拼搏的年纪”；也有62岁女性经过3年的英语学习后，成功报名为期半年、11万元学费的英国剑桥大学游学项目。
比游学更硬核的是正式留学获得大学学位，像王晓西这样考上正规大学的中老年人不在少数，他们也在社交媒体上留下了海外留学的生活轨迹：
五十岁网友“圆蛋春卷”和丈夫双双申请了荷兰莱顿大学考古学专业，2024年已经成功升入大二；
六十多岁的网友“来美国留学的老阿姨”记录了自己读美国私立大学文科、社区大学计算机专业的过程，她的目标是转入州立大学取得本科学位来完成她年少时未完成的梦想，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海外留学“没有老年大学的人情世故、争风吃醋。缺点是你常是最慢最笨的那个”。
如果招生官问你，这么大年纪还想重回校园，知道自己的困难在哪里吗，你该怎么回答。我认真想了想答案：在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被社会责任和他人的期望所驱使，但现在我想追求一些真正让自己兴奋、能满足自己的事情，而我相信这永远都不会太晚。
主人公的女儿本科在美国读的历史专业，她说全英文读文科难度很高，那时同学们总结出一种文科“考A定律”，她现在传授给我：
如果1门课学分是3分，每周上3小时的课，课后要拿出课堂时间的10倍也就是30个小时来学习，成绩才能考到A。
按照这样计算，我这学期一共4门课，每周每门课上3个小时，全A的话每周要安排至少120小时的学习时间……
还要恶补英语。雅典大学的入学要求是托福88分或者雅思6.5分，我的英语不太好，提交入学申请的时候成绩没能达标，考虑到我年纪比较大，学校同意我在第一学期末提交达标的英语成绩。
一学期的时间很短，况且我还有专业课要消化，形势相当严峻。于是每天放学，孩子都会问我今天课听得怎么样，每次我做完作业，她都要帮我检查，有时候我觉得作业好难，想让她帮我写算了，但她坚决不同意；她同时也在着手帮我制定雅思考试计划，催我背单词，每天都在家给我模拟雅思口语考试。
雅典大学食堂，花3欧元可以吃一整天。
我和年轻人社交是有技巧的，天聊着聊着就给他们看看我家里养的猫，因为没有人可以拒绝小猫咪。在大学校园里和年轻人交往让我有时觉得好像重回18岁。
现在总是会听到“35岁门槛”“40岁危机”这样有关年龄的歧视性表达，这实际上是等级社会中必然会存在的游戏规则。我从来不在乎、也不愿意被迫遵守这种游戏规则，过去做教师评职称就有年龄这条限制，我宁可不评，因为觉得没有意义。
虽然年龄并不能在意识层面上去限制我想做的事情，但我也不得不面临身体衰老的现实。曾经我有两样特别自豪的东西，一是视力，二是记忆力。
这些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打击，因为眼睛和脑子是很重要的学习工具，现在因为功能衰退，我要花比年轻时多好几倍的力气学习。
我学生时代考不好会难过到默默流眼泪，再默默努力迎头赶上。不过现在我不会流泪，也不会再勉强自己了。我和家人达成了“不硬撑共识”，承诺不再非要把某件事情做好、做完，那样自己倒下了会弄得家人都“鸡犬不宁”。
“认识你自己”
从决定留学到申请学校，再到开学2个多月，这一年来，我在希腊雅典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你是谁？你为什么来到这里？来这里后你想干什么？
我也知道《出走的决心》，里边的苏敏50岁离开家庭去全中国自驾游，如果你去问一个像苏敏丈夫这样的人，是否可以做某事（比如在56岁去希腊留学），他永远都不会支持，甚至还会鄙薄你——当苏敏走入婚姻之前，她已经被原生家庭和社会环境塑造成婚姻中的奉献者和牺牲者的样子了，也是波伏娃所说的“第二性”。
当她要成为一个受尊重的完整的人时，做的第一件事情当然是在婚姻中对抗丈夫（其实是社会强加给女性的道德伦理教条），以及去颠覆原生家庭帮她塑造的女性意识，自我意识觉醒，找到真正的自己。
在上海，另一个叫做沙白的女性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她更加极端，不仅拷问了自由选择生活地点、方式、配偶的权利，还拷问了自主选择死亡方式的可能性与宽容度。她俩的事例就像给“过去”的两记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