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认知偏见：可得性启发
可得性启发，即我们会倾向于依靠脑海中的记忆做出判断。
部分留学顾问给学生推荐专业时，会依据过往的案例给学生推荐专业。他们通常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因为经常做商科申请，所以更容易提取到商科相关的记忆，从而更倾向于给学生推荐商科相关的专业。或者他们也可能会因为没接触过某些新专业，无法获取到新专业的相关记忆，而较少或不推荐新专业申请。
换句话说，他们以为自己很客观全面地给学生推荐了，但实际被最熟悉的记忆局限住了。
可得性启发偏见还可以解释市面上的“跟风式”选专业理念。
比如我们申研时，会更容易联想到“计算机”这个专业大类名称，而忽视同一学科系统下“生物信息学”、“人机交互 ” 这种不经常被提到或接触到的专业。我们往往会根据记忆中能提取到的信息的简易程度来估测某件事的重要程度，而这一点往往会跟媒体报道的频率相关。在某一时期内，经常被提到的热门专业就会在我们记忆中变得鲜活，而其他的专业则被忽视、遗忘。
也就是说，我们以为自己是依照理性挑选出来的“适合自己”的专业，很有可能只是我们在某一时期大量接触到的“被高频报道的热门专业”而已。
只凭自己可以回想起来的记忆做判断，这个决策的信息环境必然是不完善的。而信息是任何决策的底牌，信息的缺失将导致决策失误。
b. 认知偏见：狭隘框架效应
狭隘框架效应指的是， 人们会因为思维狭隘而限制自己的选择范围，而忽略了其他的可能性。
当你开始思考“我应该选A还是选B专业”，而不是“我都有什么专业可以选”时，其实已经陷入思想狭隘的认知误区了。这种认知偏见非常常见，比如我们分手时会倾向想：“我到底要不要跟TA分手”，而非“我能做什么去解决跟伴侣之间的问题”。
美国科普作家、媒体评论家 史蒂夫·约翰逊在他的著作《远见》[1]中写道，“仅有15%的决策者会积极寻求新的选择，仅有29%的组织决策会考虑不止一种替代选择。”无独有偶，畅销书作家奇普·希思和丹·希思在《行为设计学：掌控关键决策》[2]中指出：”在面对生活中的个人选择时，仅有30%的青少年会考虑不止一种替代选择。”
换句话说，大脑直觉思考的狭隘性迫使我们做着根本没有选择的决策，而这直接影响了我们的决策质量。
研究表明，替代性选择的数量同决策的最终成功之间存在着强相关：“仅考虑一种替代选择的参与者，其决策最终失败的概率超过50%，而考虑至少两种替代选择的参与者，其决策成功的概率约为67%”。
可见，增加决策的成功率，就需要增加替代选择。
史蒂夫建议，我们可以在决策过程中专门设置一个阶段用来审慎地穷尽列举所有选项，这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这个过程让我们可以对抗直觉中的狭隘框架效应。
也就是说，与其纠结于“我应不应该读xx专业”，成功率更高的方式是拓宽我们的思考框架, 问问自己：“我究竟想从读研中得到什么？哪些研究生专业能帮助我实现目标？”然后再穷尽地列举所有专业选项。
综上所述，人类的认知是有偏见的，这些偏见会导致我们对存在的事实和信息视而不见，阻碍我们做出能实现终极目标的高质量选专业决策。
那我们应该如何克服直觉的缺陷，做更高质量的研究生选专业决策？
为什么要融合这些领域？
因为研究生选专业决策是一个复杂决策，它涉及大量跨学科的互动变量，而且这些变量有着完全不同的参照系，我们无法仅通过某一领域去解决，它需要我们结合不同领域做全面考虑。
做研究生选专业决策，需要我们掌握跨学科思维。因此，在研究生领域内，除了上文所述的决策科学，我们还融合了战略理论和职业规划理论。
我们通过引入战略论的“全局性”思维去思考研究生决策的目标，突破了部分留学机构一直采用的“盲目追求名校”的思维范式，在更高的视角俯瞰我们的决策，从“学生个人发展最大化”角度寻找全局最优解。
若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学生个人发展最大化”，则需要我们在选专业决策中引入职业决策科学，因为职业决策科学就是研究如何帮助有发展性需求的人。
